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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而言，中国仅仅是一个顺手拈来的方便个案，将此个案替换为以色列、日本或美国，都不会妨碍其理论框架的套用，这种逻辑最终导致对中国历史的解构和虚置。
(资料图)
美国学者柯文于1984年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提出“中国中心观”，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这一范式有意纠正“冲击—反应”范式的外因论思维，强调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过，这一纠偏不免矫枉过正，它既忽视了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又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整体性与特殊性的准确把握，因此很难对中国近代史作出内外兼顾的全面阐释。
对西方中心论有一定纠偏作用
“中国中心观”的问世在美国汉学界造成一定的轰动效应。柯文认为，此前在美国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冲击—反应”范式（以费正清为代表）、现代化范式（以列文森为代表）以及帝国主义范式（以佩克为代表）在解释中国的近代转型时，都将历史动力归为外部力量，无论对这种外部力量是褒是贬，它们都属于以西方视角定义中国历史。与之相反，“中国中心观”认为中国的内部因素（如明清时期人口激增、经济货币化等现象）对中国走向现代更具决定性意义，呼吁从中国自身经验出发重建历史。从形式上看，这些基本主张与欧美学界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颇有不同。
“中国中心观”在研究取向上有三个特征。第一，批评费正清等将历史解释权交给文化，过于空泛笼统，强调要“从文化走向历史”，重视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对人行为动机的影响。第二，批评其他理论范式过分关注文化的横向比较，强调应把比较重点放在中国文化内部的历时性变化。第三，批评其他理论范式对中国的分析太过整体化，强调要进行化整为零的分析，关注中国内在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关注底层史、地方史和区域史。
作为对“冲击—反应”范式的反拨，“中国中心观”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与前者将西方“冲击”视作中国走向现代的主要动力甚至唯一动力相比，“中国中心观”主张“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无疑在大方向上更有利于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这一视角下，“中国中心观”反对不加限制地使用“传统”与“现代性”等观念，对“冲击—反应”范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制造二元对立的观点不无针砭之效。晚年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承认，“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这与“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不无关联。
未能把握“西方冲击”的本质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中心观”也不无值得商榷之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它对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未能作出准确评价。
柯文提倡“进入中国内部”，去“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近代以来强行叩开中国国门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也是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柯文尝试用中国而非西方的历史准绳衡量“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中国问题”，强调1840年前后中国的思想变革皆有其不以外力为转移的本土线索。譬如洪亮吉、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所关注的不少议题均属“中国历来关心的老问题”，而王韬早年也是作为对太平天国问题进行回应的社会批评家而知名的。柯文对清代社会思想本土线索的关注是有见地的，但也应当看到，嘉庆、道光时期经世思潮的思想史意义，只有放在鸦片战争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阐释。魏源《海国图志》对域外世界的探索与传统士人的经世思想已有不同；王韬的思想史意义，则是会通中西的“天下一道论”。在延续传统问题意识的同时，19世纪下半叶中国思想界的先觉者，无一不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有着敏锐觉察。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中心观”过度强调中国近代史的本土性，弱化乃至否认西方的影响，也是有失公允的。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反思。被柯文称为“中国中心观”代表人物之一的孔飞力曾表示“不认同这个身份”，因为他从不认为中国历史“只有一个中心”。周锡瑞指出：“‘中国中心观’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过分强调中国发展所有动力皆来自中国内部，它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西方的入侵才导致了中国发展的论调是两个极端。”柯文本人也意识到“中国中心观”的流弊并作出补充说明：“这个新的取向，不是说西方对中国近代史不重要，主要是认为过去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取向，一方面太注重美国及西方从外部对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不承认中国自身内部也有很重要的变化，这是应该承认的。”
柯文的辩解说明，“中国中心观”是在“冲击—反应”范式流行于美国史学界的背景下兴起，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后者的补弊救偏。对此，刘大年先生早已有过一针见血的点评——“中国中心观”对“中华文明停滞”等殖民主义观点的批驳“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但“中国中心观”与“冲击—反应”范式都不能单独对中国近代史作出正确解释：“说外国侵入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被压迫民族的。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说中国内部力量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的民族独立是外部侵略势力开恩赐予的，而不是中国人民战胜了所有强大敌手后所获得的。同样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
忽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
“中国中心观”力图回归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寻找贯通传统与现代的内生要素，如人口增长、农村经济商业化与社会阶层变动等。但问题在于，“中国中心观”用以判定中国走向近代的种种特征性要素，仍脱胎于近代西方历史模型。这就意味着“中国中心观”不过是将西方式的现代性观念从中国史之外转嫁到中国史内部。对此柯文也曾自问：“在克服了一种视中国无力自我转变而要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之后，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门话题，正如柯文所说，这些话题明显来自西方学者对欧洲近代化史的研究。柯文虽然意识到问题所在，但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中国中心观”批评“冲击—反应”范式隐含夸大中西文化差异的倾向，认为后者易于“使西方历史学家忽视中国变革的能力，滋生中国历史亘古不变的想法”，并造成中西文化对立的刻板印象。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柯文提出“从文化走向历史”，强调不同文化本身也处于历史流变之中，而相较于文化，跨文化的“普遍人性”更值得观照。姑且不论抽象的“普遍人性”本属空中楼阁，事实上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包含着断裂与延续的对立统一，柯文看到文化变动的一面，却忽视一定文化的连续性和相对统一性，导致他倾向于消解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差异，不能正确看待中国文化的连续性。
由此产生的悖论是，“中国中心观”既主张以中国为出发点，又抹杀中国的文化个性与文化自觉，实际上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而言，中国仅仅是一个顺手拈来的方便个案，将此个案替换为以色列、日本或美国，都不会妨碍其理论框架的套用，这种逻辑最终导致对中国历史的解构和虚置。如此便可理解柯文为何在后续研究中逐渐搁置“中国中心观”而走向“人类中心观”。这些研究虽然仍以中国近代史为对象，但在问题意识与研究旨趣上发生重大变化。诸如《历史三调》《与历史对话》等书，其焦点不再是特定的国家或文化，而是故事与历史之间的互动、故事在大众记忆中的作用等，这些都是不限于中国史的普遍性问题。
所谓“从文化走向历史”的转向，阻碍了“中国中心观”对历史整体性、连续性的观察。有学者提出，如果没有“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或合法性理论，讨论王朝之间的连续性是完全不可能的”，“连续性是自觉建构的产物”。文化是历史的一部分，正是文化使得历史延续成为可能。相应地，由于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及其多元一体特质的认知，“中国中心观”提倡的区域史、地方史、底层史研究在推进精细化研究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对中国整体历史的解构。比如，受“中国中心观”影响的一批地方史、区域社会史研究越发“碎片化”。所以美国学者高慕轲提出，当下的紧要问题是，“我们应发展出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来调和中国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对“中国中心观”而言，这不失为良规善谏。
柯文提到的人类文化的共通性是值得追求的愿景，但这一共通性必须以理解不同文明的文化差异为前提。只有在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会通，而不能抹杀差异强求会通，否则很容易将自身的文化立场普世化，不自觉地趋向文化沙文主义。中华文明既源远流长、历尽沧桑，又融会古今、历久弥新。我们要警惕过分僵化封闭的文化本质主义倾向，也要警惕在反对文化本质主义的同时将不同文明的文化特质强行抹平。尊重文明多样性，方能真正推动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走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作者：肖文明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2期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
